慰安妇幸存者被乡亲嘲笑 婚后怀孕8次都产死胎

黎族少女陈亚扁14岁时被迫成为慰安妇,开始了苦工和性奴间噩梦般的轮转。子宫变形让她8次诞下死胎,险些丧失成为母亲的权利。

黄有良也在14岁那年遭遇了同样的噩梦。世俗的嘲讽,伴着她从风华正茂的少女成长为形销骨立的老妪,又蔓延至儿孙两代,从未间断。

勿忘历史,勿忘伤痕。

《法制晚报》将目光对准她们。我们试图提醒,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空前盛世,仍有时间难以抚平的战争伤痕。

年老体衰不再出屋

当初8位海南“慰安妇”幸存者赴日诉讼,现今仅剩2人在世。其中就包括88岁的黎族老人黄有良。

黄有良的体力已大不如前,她几乎不再走出位于海南省陵水县田仔乡乙堆村的十余平老屋。不足40斤的枯瘦躯体,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,盖着薄毯。因为腰不好,她偶尔在床上坐起,但很快又得躺下。正午时分,她缓缓探下床来,猫着腰,整个身体以近乎直角的形态挪至床尾,端起凉在桌上的水喝了几口,又躺回床上。

“她的饭量已经很小了。”黄有良的小儿子胡亚前从镇上回来,进了自家隔壁母亲的小屋。黄有良共有三女两男五个孩子,因为胡亚前距离最近,经常照顾老人。

除了儿女的赡养,黄有良每月还有一两百元的高龄补贴和来自社会的不定捐款。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,从2000年开始,该中心对发现的全国慰安妇幸存者进行援助,目前的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。

逃出慰安所后假装死亡

黄有良极少说话,但一口黎语却语速极快。想要直接了解她的故事,对来自北方的记者来说,并不现实。

田仔乡原文化干部胡月玲,曾对当地慰安妇幸存者进行过细致的调查。据其介绍,1941年,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。当年11月,14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。之后鬼子夜夜上门,她只好躲进了邻居家。找不见人的鬼子就对黄有良的父母拳打脚踢,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。

转过年,鬼子又将她抓进了慰安所,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。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。

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曾在《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》一文中写道:“日军在战场或在占领城乡时,公开用暴力掠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,也有秘密抢夺当地女子的。这种抢夺对于日军来说,既不需要付任何金钱,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。这种猎奴般的行为,遍及日军在中国的众多占领区。”

暗无天日的生活过了两年,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,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,她这才脱离了慰安所。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,假装是自杀了的黄有良和父亲的坟墓。随后,一家人连夜逃往一百多公里外的保亭县。直到日军战败,才敢回到家乡。

因自己遭遇孙子被嘲笑

可世俗的眼光,仿佛战争留下的伤痕,始终困扰着黄有良的儿孙。

胡亚前还记得年少时与人吵架时,别的孩子总以他母亲为话题,对他指指点点。虽然母亲从未主动向子女讲述过那段历史,他还是从旁人的嘲讽中听出了大概。他和兄弟姐妹也曾奋力反驳,终究无济于事。

从那以后,胡亚前在外忍气吞声,只要对方不是故意找茬,都尽可能避免争吵。就算受了委屈回到家,也绝口不向母亲说起,“毕竟又不是她故意的。”

“但这事又影响到了儿子。”胡亚前说,自己那一代受点委屈就算了,可让他没想到的是,老人的遭遇竟然会影响到孙子一辈。

胡亚前的儿子正在田仔乡中学读初三,奶奶黄有良的遭遇,也总被他和同学发生争执时拿来说事。虽然儿子很少主动向他说起这些,但童年的经历让胡亚前明显察觉,儿子正默默承受着与他过去相似的经历。

“真不知歧视会传到哪一代。”胡亚前坐在母亲床边,表情无奈。

陈亚扁

结婚后八次产下死胎

为治病独居养老院

见到黎族老人陈亚扁时,她正坐在敬老院的单间里吃饭。见有人前来,她立即起身,双手紧紧握住记者,操着方言,让我坐下。

陈亚扁所住的陵水县本号镇敬老院屋子很是敞亮。地板铺着瓷砖,锅碗日杂虽然繁多,但摆放得还算整齐。整个屋子虽有些局促,但干净而整洁。

这时,陈亚扁的女儿、50岁的竹梅英也骑车从十公里外的家里赶来。她几乎每天都要过来为老人煮饭煲汤,收拾屋子。

为什么要让88岁的母亲独居敬老院?

竹梅英解释,自从陈亚扁做了白内障手术后,身体就变得很虚弱,加之患有高血压、骨质增生和气管炎等痼疾,需频繁打针吃药。由于老人腿脚不好,而敬老院恰好紧邻镇卫生院,为方便就医,她才在去年12月将母亲送到这里。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,敬老院也不收住宿费。

逃出躲山里不敢回家

聊起母亲的情况,竹梅英还是讲到了她年少时对“慰安妇”的记忆。

在竹梅英懂事之后,村里总有人骂她的母亲是“日本婆”。就连同学,也会对她骂一些“日本人搞到你母亲”这样的粗言秽语。不明就里的她因此追问母亲,这才听到一个令她心痛的秘密。

1942年日军在海南陵水县广设据点,令汉奸到各个村寨强征民女。依靠汉奸组织,强迫良家妇女或强征妓女充当慰安妇,是日军当时惯用的手段。此前南京陷落时,日军就曾指示傀儡组织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,扣押数千名妇女,到东北等地充当慰安妇。

当时14岁的陈亚扁就这样被强征为了慰安妇。白天必须挑水、扫地、筛米、煮饭、干尽杂活,夜间被迫为日军唱歌谣,跳黎舞并提供性服务。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抽耳光殴打。

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,中国‘慰安妇’是失去自由的完全意义上的性奴隶。”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。

但事实上,“慰安妇”被害者并不局限于中国。除日本本国妇女之外,还有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的女性,甚至还有部分欧亚混血儿和少量苏联妇女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慰安所遍及日军各处占领地,从中国黑龙江到马来西亚,但凡有日军的地方,都有慰安所这种“合法”的强奸中心。

苏智良曾在一次演讲中介绍,20世纪90年代,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定日军慰安妇共约20万人,但该数据在中国饱受争议,因为这是在未对中国大陆调查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。

“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‘慰安妇’的人数总计可能在20万以上。”苏智良在《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》一文中写道。

就这样,陈亚扁在饥寒交迫中熬了三年。直到听说日本战败,她才和同伴仗着胆子逃出慰安所。但她没敢直接回家,而是躲进了山里,靠父母每天送饭赖以生存,“怕日本人又来抓啊!”

9次怀孕才生下女儿

在当时那个年月,被称为“日本婆”的慰安妇们饱受歧视。好在她后来嫁给了一位退伍军人,对方体贴宽容,让她免受二次伤害。

然而噩梦没有结束。当初的遭遇让她子宫变形,接连8次怀孕都生下死胎。丈夫陪她四处求医,第9次终于产下一个女婴,起名竹梅英。可随着丈夫1976年病逝,又只剩她与女儿相依为命。

母女俩数十年风雨相依,陈亚扁也逐渐成为枯瘦干瘪的老妪。2001年,她与其他7名海南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一起赴日起诉,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恢复她们的名誉,并予以每人2300万日元的赔偿。

案件经过长达十年的诉讼,幸存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,最终均以败诉告终。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,但以“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”为由,判决原告败诉并驳回其上诉。

陈亚扁右手的无名指和中指,分别戴着一枚金色和银色的戒指。这是她在日本诉讼期间,日本学生送给她的。之后她逢人便讲,这是日本人送她的礼物。“她就一直戴着,叫她取下来也不肯。”竹梅英说。现在在各频道播出的抗日剧,母亲从来不看,因为一看就会伤心。

如今,百病缠身的陈亚扁仍在向女儿念叨,如有机会还要把官司打下去:“有一口气在,一定要讨回公道。”

而当年与她一起赴日诉讼的一共8名慰安妇幸存者,如今仅剩2人在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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